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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际社会积极评价中国两会成果

2019-03-23 00:15 来源:深圳热线

  国际社会积极评价中国两会成果

  谈及对电影市场的看法,全国政协委员成龙表示,要利用外国人的视角拍中国电影,让更多外国人知道中国文化,“我们有功夫,我们有熊猫,但我们没有《功夫熊猫》。实现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养老保险制度并轨,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,增加专项费用扣除,降低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等,这些政策的出台与落实,都意味着我们的生活将更加安心、舒心。

很显然,无人车上路,解放的不仅仅是司机的双手。”  再看党的十八大以来整个社会的总体“供给”状况。

    从诸多服务上的改变,公众看到的是中国铁路在融入出行市场所作出的努力。  能否守住自己内心的热忱,对价值和意义的追求是否有足够的意志,大学生需要扪心自问,别在随意自在的大学生活里迷失了方向。

  (莫默)[责任编辑:刘冰雅]根据一名剑桥数据分析公司员工的爆料,该公司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,秘密分析了大约5000万脸书用户的个人资料,以此制定个人化的政治宣传,预测并影响选民投票,帮助美国总统特朗普赢得2016年的大选。

  从现代语文教育本身看,背诵篇目增加的幅度很大,但若与中国古代语文教育及民国时期的私塾教育相比,则要求背诵的篇目仍然是很少的。

  判决作出后,死者的亲属表示不满,提出上诉。

  其中,深圳出台的文件尚在征求意见阶段。而在这一过程中,至亲所发挥的作用,是不可取代的。

    归根结底,倘若没有天马行空的创作想象力,没有鼓励创新的大环境,即使我们“有功夫、有熊猫”,到头来还会一次次地慨叹于“没有《功夫熊猫》”。

  比如,双方共建莫高窟智慧景区,提升敦煌旅游体验;企鹅优品将上线敦煌文创馆,推广有敦煌特色的文创商品。  “没有《功夫熊猫》”,照出了哪些“文创短腿”?除了制作技术、政策扶持等方面的有待提高和完善,早有业内人士提到了一些深层欠缺。

  基于某些群体性的选择,以及经营者自身的偏好而“拒绝喝白酒”,餐厅若明确告之即可,但将酒的品种与格调等同起来,对消费者情感也是一种伤害。

  因为,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,将让敦煌文化在数字时代更加璀璨,将让敦煌成为“数字丝路”上的“文化连接器”“文化翻译官”“文化新使者”。

  坚决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,会同公安部等部门出台适用法律意见。宪法修改必须遵循严格的程序,这是维护宪法权威的必然要求。

  

  国际社会积极评价中国两会成果

 
责编:神话

国际社会积极评价中国两会成果

2019-03-23 09:11 来源: 腾讯文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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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正确的路径应是,在具体情境中,对那些个体的错误行为进行正当探讨,将这些个体错误与教师群体形象分割开来,以规避负面情绪渗透舆论场。

  

    叶兆言实在是太谦虚了。

  他套着羽绒马甲,坐在院子里,为我泡了一杯龙井。暖壶是最老式的铁皮暖壶,外面裹着藤编的套子,小茶壶上用魏碑刻着“毕业二十周年纪念,一九八二年南京大学中文系七八级”。

  他笑着,“我从不过高估计自己,每一次写作,我都把它当作对以往作品的拯救”。言下之意,他对自己过往的作品不太满意。其实早在30年前,他的小说“夜泊秦淮”系列就已经令人赞叹不已。

  “我的字典里没有最字,没有什么事情一定要用‘最’,如果有,那就是最喜欢文学成为喜欢文学的人的事情。”他说,“这是很幸福的。”

  “警惕所有光亮的词儿”

  任何大学中文系的学生,只要翻开当代文学史,学习“1980年代后期的小说”,一定绕不开“先锋小说家”叶兆言。文学史家和评论家既推崇他的“文人”情调和文化包容性,也承认他的创作给“热衷于归类的研究者出了难题”。

  1980年代末,中篇小说《枣树的故事》和“夜泊秦淮”系列一鸣惊人,叶兆言以一个“世故而矜持”的叙事者形象登上文坛。

  《枣树的故事》讲的是抗战时期一个叫岫云的女子,和三个男子发生的爱恨情仇。这篇小说的实验色彩浓厚,颠覆了传统的历史叙事。“夜泊秦淮”系列由中篇小说《状元境》《追月楼》《半边营》《十字铺》组成,讲述从清末到1940年代南京城里小户人家的悲喜传奇,士绅门第里的情欲角逐。著名学者王德威的评语中肯且不失韵味:“戏仿民国春色,重现鸳蝴风月。”

  “鸳鸯蝴蝶派”是辛亥革命后流行的言情小说流派,虽然与“人生飞扬”的五四新文学大不相同,但在1980年代以来得到了更多的肯定和关注。近年来不少评论家都承认其发扬了晚明以来的“唯情主义”,坚持和保证了“安宁琐碎的日常生活”。

  叶兆言的“重现鸳蝴风月”,很大程度是有意的戏仿。他自己总结:“《追月楼》是一个当代人重新写的《家》,《状元境》是对鸳鸯蝴蝶派的反讽,《十里铺》是对革命加恋爱小说的重写,《半边营》是对张爱玲式小说的重写……写这些小说的时候,我正在读现代文学研究生,写硕士论文,通过这些小说来调侃一下现代文学,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。”

  “夜泊秦淮”系列是历史叙事,“挽歌”系列表现了死亡意识,“古老话题”则是犯罪故事,《花影》《花煞》是怀旧神话,《没有玻璃的花房》又成了成长小说……叶兆言不断地变换写作的关注点,目的是“扩大写作半径”。“新历史主义”、“新写实主义”和“先锋派”,都无法准确地将叶兆言“罩住”。

  “作为作家,我希望自己千万不要被某一种理论预设限定,一个作家要飞得更远点,飞得更高点,尽量地不要作为某一个流行集团中的一员。”叶兆言说,“文学是单数。先锋成名之日,就是先锋消亡之时。”

  1980年代正是文学最为风光的年代,那个时代的著名小说家、诗人,和今天的歌星影星一样,是青年人追捧的“偶像”。但叶兆言看待80年代,并没有那么壮怀激烈。“我们这代人看80年代,肯定会有一些个人感情色彩,充满诗意,毕竟它是我们最好的青春年华。作为文学来说,它有被拔高的一面。有些作品被埋没,有些作品被夸大……那时的文学是变异的,它甚至会代替政治和法律……现在,文学反而变得纯粹了,成了真正喜欢文学的人的事情。”

  对“人文精神讨论”这个90年代不少文学界人士参与其中的思潮,叶兆言也没有太大的兴趣。“我想这个世界上,永远都会有两种人,一种人喜欢问别人,一种人喜欢问自己。前一种态度的人总是在向别人追问,总是和别人过不去,他总是轻而易举地把别人给问糊涂了。追问别人常常会有一种自以为是的深刻:‘社会上有这么丑恶的现象,作为一个作家,你还在心平气和地写作,难道就不觉得羞耻吗?’‘我们吃饭仅仅是为了活着吗?’”

  “我总是提醒自己,永远都不要去做那种假装深刻的人。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。我显然是个没有太多信心的人,高大上与我没任何关系,我不习惯用问题去为难别人,更愿意做的事情是为难自己。”叶兆言说到此处,目光炯炯。“我是文革一代,对所有光亮的词儿都有警惕,崇高,民主……我们被大话空话伤害得太多了。文学不应该讨论红绿灯这种规则问题,而应该谈的是,人为什么闯红灯。”

  “忍不住的关怀”

  叶兆言谈起祖父叶圣陶时说:“祖父不鼓励父亲当作家,父亲对我也是这样。我是一个听话的孩子,确实从小没想过当作家。”他开始创作也有一定的偶然因素,没想到一写起来便放不下了,写作成了“生理需要”。

  叶圣陶既是作家、教育家、新闻人,也是编辑家,曾发现和扶植过一系列文学新人:茅盾、巴金、丁玲、戴望舒……堪称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伯乐。叶兆言的父亲叶至诚是叶圣陶的小儿子,才华过人,但因为1956年和高晓声、陆文夫等一起筹办了江苏“探求者”社团,被打成右派,“留党察看、降职处分、下放劳动”。

  据叶兆言回忆:“父亲从来就不是一个坚强的人。他的一生太顺利了,突如其来的打击使他完全变了一个人……刚刚三十出头的父亲,一头黑发,几个月下来,竟然生出了许多白发。父亲那时候的情景是,一边没完没了地写检讨和‘互相揭发’,一边一根又一根地抽着烟,一根又一根地拔下头发,然后又一根又一根地将头发凑在燃烧的烟头上……由一个探求的狂士变成了一个逢人便笑呵呵点头、弯腰的‘阿弥陀佛’式的老好人、好老人。”

  叶兆言的母亲是“锡剧皇后”姚澄,他回忆自己名字的来源:“我的名字是父母爱情的产物。父亲给我取名的时候,采取拆字先生的伎俩,我的母亲姓姚,姚的一半里面有个兆,父亲名至诚,繁体字的诚有一个言字旁,父亲和母亲拿自己的名字开刀动手术,一人给了半个字。”这便有了“叶兆言”。

  叶圣陶和叶至诚的创作,都有一种“为人生而艺术”的主旨,而叶兆言作为“职业作家”,作品的内容更为丰富和多样,主题也并不鲜明。“他们毕竟不是职业作家,可能只有5%的精力放到写作,一个口号只能支撑一部小说。但是职业作家,要有95%精力用于写作,写作是不能重复的,光靠主题没法写。”

  叶兆言的小说,几乎没有对某一主题单一的描摹和号召。一是他避免故作微言大义的“深度”,二是“人同此心的世故”、“亦嗔亦笑的风情”才是他的有意流露。虽然他集中笔墨,追忆秦淮遗事,编织市井传奇,但内在仍有对普通人生活、尊严的“忍不住的关怀”。叶兆言笑了起来,“对,是忍不住”。

  “我跟自己都不愿意一样,还能愿意跟别人一样吗?”叶兆言确实不愿意延续所谓的“家族风格”,“有些人确实会那样,但真正的写作者是孤独的”。“我想起小时候看露天电影,草地上扯一块大白布,天黑了,来了很多人,都盯着那块白布张望。我是个有点好奇心的孩子,常常会跑到银幕的反面去研究倒影。现实生活中也是这样,有些门槛过不去了,我便绕些道走点弯路,换个角度重新思考。”

  虽然先辈们并不希望后辈“搞文学”,但一家四代人,到底都和文学有缘分。叶兆言的侄女叶扬也是一名作家,笔名“独眼”,早些年便在豆瓣声名鹊起,文字十分老到。“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难处,我们那时是退稿,没房子,现在的难处也是房子、工作”,叶兆言说,这也是生活的一部分。

  “三个过不去”

  “我从写作第一天就有江郎才尽的恐惧。”对于作家来说,创造力有高峰,有低谷,更有消退。“写作就像女人的青春一样,你会感到她很美,觉得她像鲜花一样开得很旺盛,这都是假象,它其实很脆弱。”叶兆言说,“我有过这样旺盛的时期,但我也相信一个人不可能永远年轻……有很多东西可能成为你的障碍:荣誉,得奖,对金钱和权力的追逐。”

  “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保持创作能力。更多的时候,你并不是受这样那样的影响,而是对自己黔驴技穷的挑战,你咽不下这口气,就像海明威《老人与海》中那个固执的老人一样。”叶兆言正在创作一部新的长篇小说《刻骨铭心》,每天凌晨起来写作,完成了一天的任务量,他就十分高兴,没完成,便焦虑重重。

  “最近状态很好,每天都能写一些,所以这阵子心情也很好。”叶兆言语气中有着孩子般的得意。高度自律、甚至“自虐”的写作日程和作品的高产,很容易让人忽略他的年纪—六十花甲。

  “写作和革命一样,和自己过不去,和别人过不去,和当代过不去。”叶兆言抱着茶杯说,“作家必须要有这个姿态:革命者。”他又补充道:“要拔着自己头发飞到地球之外,要把石头推到山上。轻车熟路是文学的大忌。”

  我给叶兆言讲了当下中国网络玄幻文学在美国走红的事儿,叶兆言看得很透彻:“文学最忌讳类型化和重复,网络小说很少能避免这个缺点。不过网络小说实际上给大家都提供了机会,满足了不同人的需要,虽然说你不看,我不看,但是喜欢看的人还是很多的。那种入迷的程度,就像我当时看金庸一样。”

  叶兆言也参加过一些网络小说评奖,他发现网络小说写手很厉害,把大脑中想的变成手中写的,几乎没有时间上的延迟,但是问题也很大,所有的悬念和结构都是程式化的。“大家确实需要看一些轻松的东西吧,”他无奈道,“生活都很累,很难再去动脑子。”不过,“网络阅读需要有双好眼睛,媒介不能决定内容”,他的确能从朋友圈里看到不少好文章,“真是好”。

  他时刻保持着职业创作者的“警觉”和敏锐,听到美国小伙因中国玄幻小说而戒毒、可以类比《官场现形记》中昏官用毒品药丸戒鸦片,一迭声地说“这真是一个好故事”。在创作《刻骨铭心》之时,他也常常想到张爱玲的笔墨,“特别是那一段,《金锁记》里,曹七巧一句话毁了女儿长安的婚姻之后,张爱玲写的是‘长安悄悄地走下楼来,玄色花绣鞋与白丝袜停留在日色昏黄的楼梯上。停了一会,又上去了。一级一级,走进没有光的所在’”。

  平时叶兆言深居简出,偶尔“出山”(他经常住在山里),也只是和当年同时期发表作品的老朋友联系。回忆起这一代人的成长历程,叶兆言写了小说《没有玻璃的花房》。他把这部小说定义为“成长小说”,“为什么叫没有玻璃的花房,因为花房是成长的地方,但是玻璃已经被打碎,我们就是成长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中”。

  “在小说中,还有一个寓言,那就是小说中的一个私生子,到底是男主人公的,还是他父亲的,这并不重要,我想说的是,政治运动改变了一代人,也造就了一代人,私生子就是那段岁月的遗产,他在今天仍然活着,成为今天生活的一部分。”

  “你看那只鸟儿,多漂亮!”叶兆言忽然说。我循声望去,一只大喜鹊从院外的桂树间飞起,消失在烟雨蒙蒙的南京郊外。(文/荣智慧)

  叶兆言

  1982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,1986年获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。

  著有中篇小说集《艳歌》、《夜泊秦淮》、《枣树的故事》,长篇小说《一九三七年的爱情》、《花影》、《花煞》、《别人的爱情》、《没有玻璃的花房》、《我们的心太顽固》,散文集《流浪之夜》、《旧影秦淮》等。《追月楼》获1987—1988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、首届江苏文学艺术奖。

 

责编:张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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